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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科学的实证探索
发布时间:2015-06-17|浏览量:242次

幸福科学的实证研究已经在幸福的神经机制、测量、幸福与情绪、金钱、亲密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一)幸福的神经机制

目前研究发现,幸福至少与迷走神经系统、杏仁核、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及两种神经递质密切相关。迷走神经在同情和怜悯的情绪体验中扮演关键角色,对于幸福感知非常重要。Fischer发现,热恋中男女凝 视对方时,伏隔核被激活,而杏仁核(危险预警中心)的则被“关闭”了。伏隔核作为大脑的“奖赏中心”,富含多巴胺和阿片受体两种神经递质,能对香味、美 景、金钱、漂亮的面孔、音乐、海洛因、安非他命、可卡因等等做出响应。但这两种神经递质具备各自的功能。神经学家Kent Berridge对于啮齿类动物的研究证明,多巴胺系统和在环境中寻求快乐源有关,而阿片系统则对所获得的快乐进行“品味和咂摸”。这意味着幸福知觉包含 两个阶段——追求和喜欢。低水平的阿片物质还能促使人们积极寻求社会联系,提高水平以降低个体面对压力和分离产生的焦虑反应。Depue对于幸福和友谊关 系的分析也验证了两种神经递质的功能差别:当人远远地看到一个熟悉的或微笑的面孔时,多巴胺开始分泌,当其接近对方,微笑并体验和品味友谊时,阿片系统开 始运作。 另外,积极和消极的情绪体验也与左右脑的功能分区有关。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Richie Davidson发现,人看到一些有趣的或愉悦的事物时,大脑左半球被激活,而看到一些可怕的或令人反感的东西时,右脑被激活。通过对比较快乐的人与焦 虑、紧张和不快乐的人半球激活水平,他发现右脑的激活更多与消极情绪、沮丧和焦虑有关,而左脑的激活则更多与积极情绪、乐观和幸福相关。

(二)幸福与亲密关系

关系是幸福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东亚文化重视幸福与人际关系的联系,中国人自古就将个人幸福置于家族和社会的联系之中,“光宗耀祖”、“六代含饴”、“妻 贤子孝”都可作为个人幸福的体现。现代研究表明,友谊质量、社会网络的丰富程度、婚姻质量和初始关系对于幸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拥有几个亲密的知心朋友与 主观幸福感相关很高。Diener和Seligman的研究发现,最幸福的大学生和其他大学生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花更多的时间与朋友聚会、结识新人并善 于维护友谊。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人如果每天花一些时间和他人进行深入的交谈,能有效提高幸福感。婚姻关系方面,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已婚者都比其它婚姻状 态的人要更幸福,最不幸福的是处在分居状态但尚未离婚的夫妇。还有研究发现,家庭成员间亲密的支持关系可以增进每个成员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资源总量。

(三)幸福与情绪

以往关于人类情绪的研究大多关注负面情绪,因为人们总倾向于认为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更有力量,并认定这源自进化的生理适应机制——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不可否认,某些负性情绪在躲避伤害(害怕)和维持基本生存(对缺乏食物的焦虑、用于激发斗志和恐吓对手的愤怒)需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仅满足生存、安 全和温饱的需要对于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类来说还远远不够。首先,处于需求层次更高水平的尊重、归属和自我实现都伴随着积极的情绪体验;其次,许多进化形成的 适应机制都有积极情绪的参与,如人们的互惠和合作行为其实包含着人类祖先群居和共同狩猎的心理遗迹;出生3-4周的婴儿就能产生无选择的社会性的微 笑,5、6个月大的婴儿用有选择的社会性微笑增进与照顾者之间的依恋关系;第三,积极情绪与幸福的关联更强。《积极性》一书的作者Barbara Fredrickson就曾说过,个体要真正幸福,其积极和消极情绪的比例应为3:1。正因为如此,幸福科学需要更多地关注积极情绪。

积极情绪在增强幸福感的同时能够促进个体发展。Fredrickson的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理论认为,当我们遭遇让我们不快的人、事情或气味时,负性情 绪会缩小我们的注意范围;而积极情绪则能拓宽我们的视界,鼓励创新和更为综合的思维,使我们不至于失控。这种思维-行动范畴的扩展提供了建设可持续的个人 资源的机会,帮助我们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获得知识以及实现在环境中更好的定位,思维得以拓展的同时,又反过来产生积极情绪-认知-行为的螺旋,为个体发展 提供可能。图1表示了这一过程。

积极情绪还具有其它一些积极的功能。关于心境一致性(mood congruency)研究证明,先前的积极情绪启动(无论阈上还是阈下)能对原本为中性的事物的看法蒙上积极的感情色彩;处在积极情绪状态下的人更容易 采纳他人的观点;积极情绪还有助于人们了解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系和共性,从而拉近与其他群体的距离;积极情绪使我们看到更多自己和浪漫伙伴的相似之处;积极 的情绪状态还能让人在完成工作的同时获得满足,例如Csikszentmihalyi提出,在完成具有挑战性、能够掌控的任务时,个体受内部动机驱使能够 福流(flow)涌动,此时的个体感觉到全神贯注和高度的忘我,甚至时间知觉都会被拉长,而且往往伴随着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

(四)幸福与文化

Triandis认为,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对决定一个人是否幸福具有重要作用。许多研究将东亚文化——如韩国,日本和中国——和西欧文化——包括美国进 行对比,发现文化对幸福具有塑造作用。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民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比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更强。消极情绪体验与生活满意度在集体主义文化 国度呈现更显著的负相关,反之,积极情绪体验与生活满意度在个体主义文化国度拥有更高的正相关。Kitayama等人研究认为,在体验积极情绪时,西方文 化成员更多感受到“骄傲”这类脱离型情绪(disengage emotion),而东亚文化成员则体验“友爱”这类卷入型情绪(engage emotion)。 Mark Suh认为,在东亚,幸福更依赖于职责和履行自己的角色,在西方,幸福则与情绪的爆发连在一起。因此,在对幸福的感知方面,东亚人更多去知觉自己与他人的 联系,而美国人更多选择离群索居。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东亚人们能够在感到幸福的同时体验矛盾的情绪,例如可能会在体验幸福的同时感知到带有蔑视的同情,而这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彭 凯平和Nisbett认为,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秉承一种朴素辨证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变化的、矛盾的和整体性的。在此基础上,彭凯平等人提出,正是由 渗透了朴素辨证观点的文化所塑造的 “辨证自我”观,使东方人更倾向于认同和接受心理上的矛盾,在对幸福的判断上表现出正负情绪并存。

另外,幸福还与政策制度、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等因素有关。民主和幸福之间的存在正相关,公平的社会文化能够带来更强的主观幸福感;在高福利和公共机构运转高效、官民关系和谐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感比较强

(五)幸福经济学

幸福科学所倡导的幸福经济学(Economics of Happiness),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关注。这门新的经济学不再单纯追求利用资源配置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是将国民的快乐和幸福感受视为经济社会 发展所应追求的终极价值,我们从对传统经济学中有关效用的概念进行重构入手,提出了幸福经济学的一系列主张:

第一,心理幸福应当作为效用的主要意义。对经济理性的假定主要是关于人的物质利益的最大满足,但幸福科学的基本假定认为,人的经济利益实质上是心理意义。 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来讲,我们的需求包括生理的、安全的、社会的、精神的等方面。物质利益的满足往往与最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有关,而社会和精神利益的满 足往往由心理因素决定。幸福更多是来自心理和精神的满足。经济学的效用往往与资源利用呈一种正比的关系,增加一定的资源,效用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边际 效用递减规律则证明,这种正比关系是一种错误的假定,相对的心理判断可能更接近人类的真实生活。这一规律在心理学上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对快乐的习惯化和适 应:在一项著名研究中,Brickman对彩票中奖者、对照组和截瘫患者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中奖者并不比对照组更快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并不比截瘫 患者更快乐。另外一种是过度理由效应,对人们做自己有兴趣做的事情进行过度的金钱奖励,反而会损害其内部动机,让原本感兴趣的工作变得索然无味。

第二,人类的心理效用具有多样性。经济学的有关人类幸福的假设是建立在效用和期望的理论关系之上,经济学认为,幸福是效用和希望的比值,效用最大化、期望 最小化是幸福的基本保障。但人类的效用是多元的,不能完全根据经济学的物质利益最大化原则来确定。例如“体验效用”会让我们非常快乐地体验一些成本很高的 个人经历,如太空旅游、国际观光或慈善捐赠等等,这些都不是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但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却往往很大;还有一些效用对于我们的回忆有积极的意 义。比如亲身体验一些大规模的活动,虽然不会给我们带来经济利益,但对我们未来的回忆会有积极的心理效益;更重要的是,很多效用是人们知觉不到的,只有在 体验到幸福效果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效用的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从经济理性的基础出发追求意外的幸福效用。幸福经济学的这一主张能够解开许多关于“为什么人 有钱却不幸福”的困惑。例如,幸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亲密而牢固的关系的建立,而当人们为赚取更多金钱而长时间工作时,亲密关系的建立很难实现;有一个研 究发现,被指派将钱随机花在他人身上的人,其幸福体验要高于被指派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的人。 因此,幸福经济学主张,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过多的金钱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除非这些钱能用于丰富我们的体验或增进与他人的联系。

第三,幸福感应当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Richard Easterlin在1974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他发现个人收入与幸福存在相关,但国家的财富与国民幸福之间几乎没有相关,经济发展并不能有效提升国民幸福感。Diener和 Kahneman依据世界幸福数据库(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和最近的盖洛普世界调查的数据发现,收入增长与生活满意度增长的相关为0.25,而收入增长与幸福增长的相关却是-0.13 。幸福经济学关于效用心理意义和效用多样性的理论不仅有助于解释这些现象,还能衍生出一些提升国民幸福感的方法,例如:在现有的诸如国民生产总值 (GDP)及各种健康、社会及环境指标之外,有必要增设大众的生活感受及幸福感作为客观度量指标;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时,应考虑民众心理需求的多层次性, 为民众创设更多心理体验的场所和机会等等。

(六)幸福的测量

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必须能够被测量和定义。人们一直在寻求对于幸福的准确测量。古希腊人认为,人只能在其生命的终点,站在一生功过的立场上对幸福进 行盘点。但这种“临终之床”(death bed perspective)的幸福判断不是现代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目前对幸福的科学测量有以下几种方式:

1.自陈式幸福感问卷。早期研究人员往往采用单一的、笼统的关于“近几天的幸福感”或总体满意度的问题来测量幸福感,但这种单一项目测量的信效度受到了诸 多置疑。后来研究者如Diener提出了更为复杂的主观幸福感的定义:生活满意度高、积极情绪多、消极情绪少,并发展出一套5个项目的主观幸福感问卷; Ryff编制的幸福量表则测查自主性、动机主体、个人的满足感,与他人关系、生活目的及其它一些项目。 当前研究中多采用的信效度更高的多题问卷,如29个项目的牛津幸福感问卷等。

 2.自陈式情绪问卷。由于情绪和幸福感关联密切,许多研究者将情绪作为幸福感的指标加以测查。比较常用的有Watson等人编制的积极-消极情绪量表 (PANAs)。 还有一类问卷要求人对9种正负性情绪在近一个月内出现的频率做出判断,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得分的差值作为幸福的指标。此外还有适用于针对幸福感较低、但 是不属于医学抑郁症和精神病的大众人群的CES-D抑郁量表。

3.生活领域评估。这种方法要求被试对生活的一些领域做出满意度评估,包括社会、教育、休闲、物质等领域。如涉及16个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问卷(QOLI)。 这类评估侧重对可能影响幸福感的客观指标的测查。

4.幸福感的记忆测量。这种方法要求被试在规定的时间内列出近期(一般为1年以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然后比较这两类事件的数量。 这种方式是对幸福感的间接测量,其基本假设是,幸福的人应当能够更多回忆起积极事件。

5.生活事件取样。研究者让被试在研究期间佩带BP机,然后像往常一样生活作息。主试会在一些随机的时间点上呼叫被试,让其报告当时的情绪状态。这种方法有助于提高数据的生态效度。

6.认知神经技术。这种方法一般采用情境刺激让被试处于某种幸福状态下,然后借助EEG、ERP、fMRI等技术手段对其脑部唤醒区域、强度、持续时间等指标进行测查。主要用于对与幸福感有关的积极或消极情绪的脑区定位及功能的研究。

从以上可以看出,对幸福的科学测量的手段正日益多样化和精细化,但工具的选择和标准的制定尚未统一,原因是不同学者在什么是幸福、幸福感受的结构和成分、 某些变量是幸福感本身还是影响因素等方面仍存在分歧。幸福科学正致力于让更多的学者在此方面展开更多的研究和讨论。

(文章来源: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最爱成长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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